2014年1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庄胜地产全部请求，支持了信达方面的全部反诉;随后，庄胜地产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2017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支持了庄胜地产全部请求，驳回了信达方面全部反诉。就最高法为何最终逆转北京高院一审判决等一系列疑问，腾讯财经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邓峰。

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以下文章由邓峰教授口述，由腾讯财经作者张庆宁整理：

　　从报道出来的事实来看，北京高院和最高法之间的判决区别，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如何理解合同条款，一个是对违约责任的判断。

　　我先说如何理解合同条款。占股20%的股东(北京庄胜)，尽管未能最终确认自己的完整股东地位，但占股80%的股东(信达投资)在转让股权时是否应当经过小股东(北京庄胜)的同意?

　　从法理上，这取决于如何理解两个股东在设立信达置业时的约定。两个股东在设立信达置业时，约定了类似于一方转让股权需要经过他方同意的条款。这在我国法律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理解。

　　由于北京庄胜具有外资背景，在我国目前实施的中外合作、中外合资等法制制度中，信达置业实际上是一种联营企业(joint venture)，公司股权的转让必须经过他方或者其他股东同意。这种规定相对《公司法》中的优先购买权，效力略强。

　　如果两个合营方(北京庄胜和信达投资)在联营企业中存在限制另外一方转让股权的约定，又有三个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按照《合同法》理解，即合同债权转让，债权债务的一揽子转让需要经过另外一方同意;第二种是按照《公司法》的优先购买权理解，也就是所谓的不同意就需要购买，不购买就视为同意;第三种是按照外商投资企业的方式来理解，必须经过另外一方同意。

　　对于这样的问题，最高法民四庭的司法解释，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类似的股权转让可以适用《公司法》规则。因此，北京高院的一审判决思路其实套用了这样的规则。

　　(编者注：北京高院的判决理由是，“信达投资有权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在向北京庄胜以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时，并不影响北京庄胜增资入股的实现”;“依据《公司法》以及《信达置业公司章程》中‘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拟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规定，在北京庄胜既不同意信达投资转让股权，又不提出购买股权的情况下，视为北京庄胜同意信达投资转让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有意思的事实是，北京庄胜的20%股权一直未能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实际上并不算是信达置业的正式股东;而且，信达置业这个公司还处在设立阶段，也就是说，在北京庄胜股东地位得到确认之前，信达置业不能认定是公司设立阶段结束。

　　当我们把这两个事实结合起来，在庄胜还没有成为正式股东的情况下，双方就股权转让的纠纷还是得按照合同约定来处理，也就是按照《合同法》中债权债务的一揽子转让需要经过另外一方同意的逻辑处理。

　　(编者注：最高法在终审判决好中，将该案的纠纷由北京高院认定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在终审判决中改定为合同纠纷。)

　　再说说违约责任的判断层面。按照最高法院民二庭司法解释三的精神，设立阶段的公司适用类似合伙的规则，合伙的基础是公司间股东的合伙合同。如果结合《公司法》规定，这种设立阶段的公司以及公司间股东涉及股权转让限制的合伙约定，在适用违约责任的条款时，法院更应当采取尊重有关合同约定的相关法规。

　　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原因之一，设立阶段的公司，需要按照合同约定保护各方的参与利益，这非常重要。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公司法》规则都对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有更高的要求，不仅为了保护公司债权人，也是为了保护小股东;另一个原因是，对于联营类的、为特定投资项目组建的公司，这样股东间的约定所反映出来的合同目的，愈加显得重要。否则的话，一个持股超过67%的股东就什么都可以做，一个持股超过50%的股东就可以决定大多数事情，对少数股东或者投资者而言，就会出现无力制约的不公平情形。

　　我列举两个现实中常见的和公司法上的规则联系在一起的弊端吧。一个是公司僵局，谁都不愿意让对方持股超过50%;另一个是，如果一方是人力资源拥有者，但没有钱出资，那就常常会遇到大股东随意解散公司或者撤资的情形。有商业经验的人都会理解这种风险。

　　所以说，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认识到更深一层的《公司法》原理，对设立阶段的公司，对视为联营的公司，对我们在理论上认为更加“私(编者注：private,公共性更弱)”一些的公司，尤其要尊重各方的合同约定，也就是更加尊重北京庄胜与信达方面双方的合同约定，这是值得称道的。

　　(编者注：最高法终审判决认为，北京庄胜在尚未正式成为信达置业股东之前，不受《信达置业公司章程》约束，北京庄胜未取得股东资格之原因在于信达置业未完成开发立项;最高法同时表示，北京庄胜通过《框架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三》获得的主要合同对价以及信达置业20%的股权，系两份协议的主要合同目的，信达投资的恶意违约行为不仅使其不再具有信达置业股东资格，方面合作的股权基础不复存在;北京高院的一审判决以信达投资转让股权后信达置业及其股东(中信国安)愿意配合北京庄胜增资入股为由，认定信达投资转让股权没有影响北京庄胜实现合同目的不妥，最高法予以纠正。)

　　正在制定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体现了这种精神——如果投资者之间通过章程来加以限制各方权利，也是受到尊重的。

　　至于谁违约，这是一个事实判断，在没有看到当事各方的材料和的具体判决的情况下，不应该对法官的事实判断指手画脚，我个人就先不评论了。

　　回到案件本身，应当说，北京庄胜的律师仅仅从北京庄胜与信达方面的合同入手，其诉讼策略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一个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是被动的，只能在双方划下的诉讼请求、反诉，以及双方提交的事实、证据等框架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对这些框架的延展和利用，正是各方律师展现自己能力和水平的地方。

　　如今，信达投资利用后续与中信国安的交易，去主张针对先前与北京庄胜交易的诉讼不公平，这显然超出了该案法官的裁量范围。

　　反过来说，这难道不说明败诉方的诉讼策略和能力值得推敲么?其实诉讼程序的设计对双方都是平等的，在诉讼中存在各种途径去实现自己的主张。

　　现在也有一些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法律管理能力和诉讼能力很强，我看这个案子就说明，这种观点要打个折扣。

　　最后说一点，最高法的判决是终审判决，是直接生效的，如果败诉方不满意，理论上可以申请再审。但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也不应当停止执行，否则终审判决就成了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