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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科学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发展观研究室副研究员刘宗超博士

发布时间:2018-01-22 20:01 来源:中国产经网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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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除了眼下干旱,近年来不断爆发出铅中毒、三聚氰胺中毒奶粉、多地多起的水污染事件,已对人们生活造成了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的影响,如何从更高层次、更新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记者采访了生态文明研究专家

编者按:

除了眼下干旱,近年来不断爆发出铅中毒、三聚氰胺中毒奶粉、多地多起的水污染事件,已对人们生活造成了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的影响,如何从更高层次、更新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记者采访了生态文明研究专家刘宗超博士。

 

记者:人们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重要性都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对生态安全重要性却认识不足,那么,请您阐述一下生态安全与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刘宗超:简言之,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安全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安全需求,它是一个时代性命题,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优先任务,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未必处于优先地位,但应当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与国防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等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生态安全则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

国家安全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是指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人类生态系统的安全,是指人类及其生态环境的要素和系统功始终维持在能够永久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安全状态。

记者:何渭生态不安全?

刘宗超:生态不安全分为要素不安全和功能不安全两类:要素不安全是指宇宙辐射、阳光、土壤、水、空气、植被等参数中任何一个或多个参数的变动导致的不安全;功能不安全是指局域或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的功能性指标如人类及动植物生长适宜度、地球表层的物质循环状态等有序及紊乱程度等参数的变动导致的不安全。生态不安全也是一个人类生态系统不断从要素不安全向功能不安全的演化过程。但是,生态安全最基本要求则是通过人类社会对于生态环境的有效管理确保一个地区、国家或全球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支持功能的减退或丧失速度,减缓或中断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进程。

记者: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生态安全问题都包括哪些?

刘宗超: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安全问题分为区域性生态安全问题和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两大类。

记者:那么,中国所应采取的基本对策也应包括区域性生态安全和全球性生态安全两个方面,是这样吗?

刘宗超:是这样的。具体而言,首先中国应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协调机构。区域性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区域合作,一个区域内的国家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制度建设类解决。例如,跨境河流的污染问题需要国际间合作;跨省、跨市河流污染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环保制度也需要相关流域省、市的协调。还有人口膨胀、跨区域物种入侵;区域性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态失衡、有害微生物和病毒的传染等;其次,中国应该注重GNP(GNP是国民生产总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在国内、国外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总和)的增长,利用境外资源增加国民财富。直到今天,国内生产总值GDP仍旧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用经济上优势,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赚取利润,得到的是GNP。不得不承认,在我国境内许多的合资和独资的外国企业虽然表面上增加了中国的GDP,但实质上把污染留给了我们。为此,我们曾支付并且还在继续支付着巨大的环境成本。为了缓解中国的生态环境压力,维护中国的生态安全,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别国的资源增加中国的GNP;再有,中国应关注周边相邻国家的生态安全问题。中国与邻国有跨境河流、界河以及海洋和大气的衔接,既要维护国土不受污染,也要避免不污染邻国。这不仅需要警惕也同样需要克己。尤其要防止一些国家的固体废弃物和有害垃圾跨境进入我国。

在众多的生态安全问题中,全球气候变暖是范围广、影响面大的生态安全问题,对于中国的影响也较大。更加频繁的高温、干旱、洪涝、泥石流等等自然灾害以出乎预料的方式冲击着我们的生活;降雨量的变化和温度的升高,将改变作物生长地带,使粮食生产变得不稳定,产生性的粮食安全问题。众所周知,气候升温、冰盖消融使海平面上,但是,一般认为冰雪消融的速度不会太快,总会有足够的时间应对。但根据天山对太阳辐射与积融雪速率的关系的研究,积雪一旦消融,反射率可从99.9%下降到50%-60%左右,吸收太阳辐射的能量将增加数百倍,这意味着积雪消融的速度也有数量级的增加,冰雪的含水量越高、反射率就越低、吸收的太阳能就越多、冰雪融化的速度也就越快,这种正反馈机制将使冰雪融化不止,一发不可收拾。由于南北极冰盖消融,海冰解冻,出现了新陆地和新运输航线,和潜艇巡航线路,地缘政治将出现新格局。许多国家会以不同的理由提出领土领海要求,参与新大陆的瓜分,加剧世界紧张局势。对于南北极的出现的新变化,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考察的水平,而要提高到控制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水平来考。

还有一类不法分子和敌对方,深知生态环境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往往会破坏一些关键性设施已达到恐怖的目的,这种事件可称为“绿色恐怖”或“生态绑架”。中国要有目的、有意识将有可能造成巨大生态危害的脆弱设施进行保护、和戒备。

近40年来,国际社会所制定的生态环境类公约有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7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5)……可以预言,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生态全问题,联合国可能还会促进达成《全球生态安全公约》。

记者:您精辟地分析了生态安全当务之急的方方面面,那么,怎样将它与生态文明结合起来认识?

刘宗超: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生态安全的根本保证。

不同层次的生态安全问题,需要不同层次的解决框架,低层次、小范围制度建设只能解决局部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性的制度建设。很遗憾,人类经历了几十万年乃至几百万年的进化、又经历了数万年的采猎文明、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和数百年的工业文明整合,已初步显现出了全球一体化的表象,但实质上,人类尚未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的桎梏,尚未进化成全球意义上的生态文明人类。因此,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期待于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也许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好在信息时代的发展为全球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提供了足够容量和速度“超级大脑”,才能完成全人类的沟通、才能形成共同的生态价值观、才能高效熟练地掌握符合全球运行规律的协调管理。

记者:能否展望一下,全球生态文明观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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